在西方社會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過程中，作為其急速社會變遷產物的現代社會科學在觀照和反映這一變遷的過程中形成了諸多的理論解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家在討論如何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有效推進社會建設之時，與此相關的林林總總的西方理論必然會成為關注和借鑒的重要來源。一方面，因為中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遇到的問題與西方世界曾經遇到的問題在性質上是相似的，因此，西方社會建設理論和一般社會科學敘事是具有一定的普適意義的；但另一方面，西方理論也並不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或準則，因為經濟與社會制度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相異，源自西方的理論並不能夠直接搬用到中國社會建設的現實之中。由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磨合空間，中國社會科學家的歷史職責就是通過這個空間中的相互磨合，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建設理論。在現階段，中國的發展模式帶來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同時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社會建設所應著力的重點和製度瓶頸，並製定出相應的改革路徑和解決手段，就有可能在社會建設方面找到一條切合實際的中國道路。
21世紀對當代中國歷史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標記，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為流行的主題語或話語解釋框架也悄然間發生了轉變：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了“以社會建設為重心”。近十年來，“社會建設”已然成為整個社會的關注熱點，甚至成為王思斌所說的當代中國的“國家景觀”。鑑於西方或歐美社會近代以來一直走在全球現代化的前列，並且作為其急速的社會變遷產物的現代社會科學在觀照和反映這一變遷的過程中形成了諸多的理論解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資料，在討論如何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有效推進社會建設之時，與此相關的林林總總的西方理論自然會成為中國社會科學家們關注和借鑒的重要來源。再進一步，人們也意識到，因為經濟與社會制度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相異，源自西方的理論並不能夠直接搬用到中國的社會建設現實之中。由於在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磨合空間，而在這個空間之中如何使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相互磨合，並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建設理論，自然成為包括社會學家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家們的歷史職責。
一、西方社會建設理論的基本脈絡
儘管在人類社會歷史上，自古代希臘以降，人們就在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理論的感召下，描繪過各式各樣的理想社會，並留下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不朽著作，但這種有關美好社會的理論及其建設方略大多流於空想和議論；只是在近代以來，具體說是在現代社會學誕生以來，才成為一種相對完善的並力圖付諸實踐的系統努力。
眾所周知，誕生於19世紀中葉的社會學是傳統社會斷裂的直接結果；或者說，是因傳統社會斷裂而生的所謂“現代性”的產物。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所以會出現在19世紀的西方，是因為此前幾百年以來開始出現的全新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導致了歐洲傳統的社會秩序發生了有史以來最為劇烈的轉型，而“急劇的社會變遷……有可能提高人們自覺地反复思考社會形式的程度”。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社會學的誕生不過是西方知識界對因工業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導致的舊制度崩潰所產生的秩序問題的一種反應而已。將社會秩序或整個社會的重建視為自己的學科目標，決定了社會學從一開始就與西方社會建設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而社會學理論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社會建設理論。
社會學的誕生背景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一轉型的基礎及其導致社會學產生的社會力量是極其複雜和多樣的。就其基礎而言，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現代意義上的“社會”（society）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的建構。其間文藝復興運動、啟蒙主義運動，尤其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出現”，才使得“社會”能夠真正“作為一個統一體為人們所想像”。這也是自那以後，有關社會的分析常常與國家或民族國家相對應來討論，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再建構近年來更是成為一種社會治理敘事的原因所在。
導致社會學產生的背後的社會力量，事實上也是導致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揖別或斷裂的那些變遷因素，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興起、城市化、宗教改革和科學的成長，以及人數雖然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產階級閱聽人的出現[9]，等等。而“這些變遷的核心就是18-19世紀歐洲發生的'兩次大革命”，即法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的產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不僅是一場推翻封建制度和神權政治，為法國資本主義登場開闢道路的政治革命，同時也是整個近代社會變革的象徵。但從直接的淺表層面上看，社會學的出現最初則是對法國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舊社會秩序崩潰後果的消極回應，它孕育並造就了社會學中的保守主義傳統。工業革命也是一樣：一方面，作為西方世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各種相互關聯的因素的一次大推進，它造就了​​現代分工體系和科層制度，確立了以市場為中心的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另一方面，也是這次大推進，在摧毀城市封建行會和農村莊園經濟的同時，造成了小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大批破產，成為無家可歸的無產者；而隨之而來的都市化既造就了中產階級，促成了市民社會的形成，也帶來了擁擠、貧困、污染、噪聲和犯罪等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可以說，正是這兩次大變遷所帶來的這些消極和負面的影響，使得人們對秩序的尋求，進而對建立一門致力於恢復秩序、重建社會的社會科學的需求凸顯出來，而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作為“社會學之父”，孔德是第一個提出恢復秩序和重建社會的社會學家。受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啟蒙主義和伯納爾、梅斯特爾等人的傳統主義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孔德的社會學​​理論體​​現了對進步和秩序的雙重追求。就啟蒙主義的影響而言，孔德和他同時代的其他法國知識分子一樣，相信理智和進步，相信人性具有可完善性的特點，同時也相信憑藉科學的作用能夠發現自然和社會秩序的規律性並作出相應的預見。而就傳統主義的影響而言，孔德與那些貴族思想家一樣，對推翻了教權和王權、推翻了既存秩序的法國大革命充滿了恐懼與不滿，他感受到當時的社會確實受到了政治、社會、道德乃至學術方面的混亂狀態的威脅。如此，傳統主義者鼓吹的社會秩序也成了他最為關注的主題。他公開申明：“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結束現代重大危機，這種重建工作，從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於建立一門足以適當解釋整個人類歷史的社會學理論。”
在孔德之後，儘管其他經典社會學家們提出的理論各異、所做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對人類尤其是歐洲文明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之初所遭遇的社會危機做出的回應。幾乎沒有哪個社會學家是耽於個人幸福或個人享樂的利己主義者。即便是斯賓塞這樣的擁護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的個人主義者，也強調作為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個人應該也必須相互依賴，以維護社會的生存。因此，經典社會學家們無論在何種個人生活境況下，都首先堅持以自己的方式來回應歐洲文明當時所遭際的社會和文明危機——馬克思描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無序種崩潰的必然性，但他也設想將有一種更為人道的社會體系的誕生，並解決在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見的物化和異化現象；迪爾凱姆則相信，“工業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將建立一種和諧而完美的社會生活，並且，這種社會生活將通過勞動分工與道德個人主義的結合而被整合”。與馬克思、迪爾凱姆不同，滕尼斯、齊美爾、帕雷托特別是韋伯，則以悲觀主義甚至絕望的心情來對待上述危機。比如，在韋伯眼中，人類社會要想取得任何物質方面的進步和擴張，都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與個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層制“鐵籠”的不斷擴張。
進入20世紀之後，社會學的大本營也移師美國，有關社會建設的理論探討不但進一步學科化、具體化，而且在先前的經典社會學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事實範式、社會釋義範式、社會行為範式和社會批判範式等不同範式。這些範式的分野，涉及社會學家們對人性和社會秩序及相互關係所持的基本看法，以及研究人性或社會秩序時所應採用的基本策略或研究路徑。事實上，這些理論範式不但是社會學家對人性和社會秩序的解釋模式，也是他們進行社會批判和社會建設的基本路徑。
社會事實範式包括了結構功能主義和社會衝突論兩種最為流行的理論流派，它們都強調社會結構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及影響，區別只是在於前者看重社會事實之間的聯繫和秩序，後者則看重社會事實間的衝突和無序。迪爾凱姆是結構功能主義的奠基人，在其之後，帕森斯繼承了他的社會整合思想，希望“通過社會化使規範、價值、信仰即文化系統成為行動者的自覺，從而發揮社會整合的功能”。同結構功能主義相比，社會衝突論雖然在馬克思、齊美爾和韋伯那裡已經獲得了全部理論意蘊，但它在社會學中的地位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獲得的。社會衝突論對社會學理論的意義在於，它看到了衝突包括階級衝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這一理論對社會建設的意義則在於，它揭示了衝突在社會生活中也是將人們聯繫在一起、促進社會整合的紐帶。其實，因為“秩序”與“衝突”常常是現代社會學中一對最為常見的術語，這兩種理論在諸多社會學主題上都多有交集。以社會分層[中產階級理論不過是其中的一隅，儘管是現代社會最有吸引力的一隅]和社會流動研究為例，無論是結構功能理論還是衝突論，都看到了分層的整合功能，只不過功能的分層有利於社會整體的整合，而衝突的分層也許僅有利於利益群體的整合；再進一步，一個社會的開放性和流動性則因為能夠修改分層的邊界而為達到總體的整合與和諧提供了可能。
除了社會事實範式以外，其他幾大理論範式同樣在解釋人性和社會秩序，並在此基礎上建設理想社會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例如，社會行為範式的代表人物心理學家斯金納和社會學家霍曼斯，因為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他們都曾嘗試通過對人性的控制和改造建設理想社會。在當代，類似的思考延續下來。例如，在有關社會信任的研究中，無論是布爾迪厄和科爾曼，還是帕特南和福山，他們的貢獻都不僅在於意識到了信任或社會信任是社會秩序的前提，是社會整合的心理力量，而且在於指出了一如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信任或社會信任同樣是可以培育或建構的。 [17]又如，在齊美爾和韋伯思想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釋義範式認為，社會現實並不是獨立於個體而存在的，而人的社會行為也不是簡單地由社會現實派生出來的。相反，社會現實的意義存在於行動者的主觀解釋之中，因為正是通過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間的社會互動，通過與他人的有目的的交往，才會不斷發生、形成和改變著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繫。再如，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批判範式，經過曼海姆、盧卡奇和葛蘭西之手，將這種批判的鋒芒從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主要轉向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從而為後來法蘭克福學派的出現做了學理方面的鋪墊。而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巨擘，哈貝馬斯也意識到，不論現代西方社會已進入吉登斯所說的“風險社會”，還是貝爾的“後工業社會”，或是利奧塔的“後現代社會”，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間出現的矛盾，會使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因此，只有規範和重構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向前發展。
其實，在上述有關社會建設的純理論社會學探討之外，從現代社會學誕生甚至更早的時間起，直接面對社會重建之難題的經驗研究也從未停止過。無以數計的政府官員、慈善人士、醫生、律師、教師、企業經營者、社會名流、獨立從事研究的社會科學家，以及後來越來越多的職業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者，“都在探討如何建構和重建社會秩序，並且都依賴通過經驗知識獲得解決之道”。這些努力影響到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和相關法律的製定：繼1883年和1889年德國俾斯麥政府分別制定《疾病產孕救濟法》和《老年、殘疾和死亡救濟法》之後，西方國家都開始陸續推進與醫療衛生、社會保險、家庭援助、貧困救濟、就業保障有關的社會福利政策。在英國1948年宣布成為福利國家之後，挪威、瑞典、芬蘭和丹麥等北歐諸國更是在此方向上後來居上而取得輝煌成就，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秩序、公正的再分配機制以及具有強烈的參與理念的公民社會，成為全球樣板。與此同時，與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相關的理論研究也在社會學、經濟學及其他相關學科中鋪陳開來。
從孔德開始，近二百年來有關社會秩序重建的觀點在社會學中一直未成為絕響，而這林林總總的有關社會建設理論的探索表現出的一個總的趨勢，用成伯清的話說，即是“從烏托邦走向好社會”。沉溺於對未來社會的理想狀態​​的總體性想像，這一烏托邦傾向形成於經典社會學時期，在帕森斯的無所不包的體系中達到高峰。自那以後，受卡爾·波蘭尼和哈耶克正反兩方面的影響，羅伯特·貝拉和加爾布雷思提出了諸種“好社會”的設想，提倡根據經驗而不是信仰來憧憬未來，並且意識到“社會不是一個渾然總體，可以找到一個支點從根本上給予撬動，並開展出一個統一的替代性秩序”。雖然“好社會”的到來仍然待以時日，但卻使得全球化時代社會建設的理論探索變得更加切實可行。
二、普適性與特殊性：西方理論的應用限度
在中國的語境中，尤其是在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的語境中討論西方社會建設的理論，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學術活動，更不能將理論背後的應用價值及意識形態輕易地懸置起來。簡單說來，在從縱向的歷史沿革和橫向的現實探索兩個維度認真梳理和比較西方社會建設理論之後，我們有必要討論這些源自西方的社會建設理論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是普適的，何種程度上又是特殊的？同時，更有意義的是，在一個與西方歷史文化傳統迥然不同、現有的社會政治體制又完全相左的特定國家，上述形形色色的理論在中國的社會建設中應該面臨怎樣的應用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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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2-16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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